內容概述喬曉光在衡水開始了兒童繪畫和民間藝術的比較研究，在未來30年的大學教學和現場調查中，他繼續關注兒童和民間藝術家的藝術思維相關性，在剪紙老繼承人調查中發現了文化遺產“童子功”情況。
他結合多年的認知實踐，給出了結合，給出了結合多年的認知實踐。 “少年非遺”在教育行業和社會活動中業和社會活動中推廣實踐，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傳承更具參與性和未來發展意義。
民間藝術；兒童繪畫；“童子功”情況；青少年非物質文化遺產；藝術思維；
1917年，中國現代教育創始人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完成社會教育和民族復興。一個世紀後，席總書記在回復中央美術學院老教授時提到，美術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塑造美好心靈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這個古老的農耕文明向當代工業文明轉型的時代，對美育命題的討論客觀上是對中國本土文化精神教育價值體系的再發現。對於處於人生啟蒙階段的孩子來說，美術教育不僅需要激髮美感，更需要培養孩子對美的欣賞和創造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從教學方法、課程模式、知識結構等方面，兒童美術教育仍面臨諸多問題。中央美術學院喬曉光教授看到了民間剪紙與兒童繪畫創作在認知思維交流中的重要性和重要性，肯定了傳統民間美術對兒童美術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並引導學生研究和實踐，繼承了青少年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理念。
1、鎮教學：進入兒童世界
1982年，從河北師範大學藝術系畢業的喬曉光被分配到衡水鐵路中學擔任美術教師。每個週末，他都帶學生去老街上市場畫素描。不久，初中開辦了一所幼兒園，招收了15名3至8歲的兒童，喬曉光承擔了兒童藝術課程。隨著教學的深入，他分析了不同年齡兒童繪畫的特點，同時觀察了兒童的創作過程，發現兒童將利用現有的知識進行情感描述。他意識到兒童繪畫是兒童世界觀和思維模式的直接體現，藝術教育應遵循心理年齡發展的規律。為了驗證和判斷，喬曉光收集了大量的兒童作品，並在業餘時間帶孩子們去宿舍塗鴉，沉迷於兒童心理學的探索，從廣州借錢到兒童心理學家讓他們·皮亞傑（JeanPiaget，1896-1980)的著作，仍在學前教育中免費設置相關課程。
在探索兒童藝術思維的過程中，傳統的民間藝術給了喬曉光新的靈感。在衡水這個偏遠落後的城鎮，年畫和剪紙為充滿藝術激情的年輕人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打開了民間藝術研究的道路。衡水是武強年畫的產地。每個週末，喬曉光都會去武強縣拜訪工匠，觀看和收集年畫。一次偶然的機會，喬曉光接觸到了陝西富縣張林昭的剪紙作品。誇張的造型和高度抽象的線條震驚了這位年輕的老師。他意識到剪紙聰明的生活源於生活中真實而溫暖的情感，農村家庭成員可以簡單而直接地與後印象主義大師並列。不久，喬曉光讀到了金志林先生的《中國民間藝術造型體系》，文章以陝北延安地區民間藝術調查為載體，金先生從剪紙造型中獲得了新的靈感。 “碗是放置著”a說起來，總結出以實質代表面的情況，以我為中心，四度空間“多點透視”等多種民間造型方式。
與民間剪紙和兒童繪畫的表達方式相比，喬曉光發現兩者在造型思維方式上有交流，如以自我為中心的構圖空間、隱喻和復雜的思維方式。他意識到兒童在藝術表達方面的獨特優勢——不受繪畫形式語言的約束。像剪花奶奶一樣，他們以直截了當、幼稚的形式表達了對外界的理解和體驗，文藝創作回歸了人的本能和本性。從非思維邏輯的角度來看，民間藝術與兒童藝術和原始藝術密不可分。
美術課的過程離不開喬曉光的藝術創作過程。非思維邏輯激勵他關心藝術史和日常生活中的現象，受到童年生活、兒童畫和武強年畫的啟發，以及亨利·盧梭（HenriRousseau，1844—1910），馬克·夏加爾（MarcChagall,在1887-1985年等西方藝術家的影響下，喬曉光開始擺脫學術風格的造型思維方式，挖掘自己的潛力，創作了一系列玉米地油畫，抓住了生活中的情感和靈感。蒼、王煥青組成“米羊畫室”，“具有深厚的自然觀念和地方精神背景”b，變成“85時尚”立足本土走向現代的青年藝術家。
教學課程、民間藝術和藝術創作已成為喬曉光打開兒童藝術教育之門的關鍵，他的藝術教育理念融入生活經驗，對西方現代藝術和日常生活的理解，開始了早期的民間藝術教育實踐教學——花了幾個月寫3萬多字的民間藝術教科書，為了補充案例，自己的蠟版、油印、製作100多個ppt，找相冊翻拍，去北京照片俱樂部清洗。 1984年，喬曉光成功開展了河北省鐵路教育部民間藝術示範課程，並獲得教學一等獎。可以說，在鹽鹼土鎮衡水，喬曉光開始將民間藝術傳統引入中國教育課堂，為他探索兒童藝術教育產業奠定了基礎。
二、實地考察：啟發文化思維
1988年，喬曉光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民間美術系，成為金之林先生的研究生。民間美術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延安魯藝時期的新興木刻運動。解放區木雕藝術借鑒了傳統木版年畫和民間剪紙。江豐、艾青曾編寫剪紙專輯進行宣傳改革，隨後江豐在杭州藝術專業學習“除了大力倡導年畫和漫畫，熱情適用民間藝術”c。在他的大力推動下，1980年中央美術學院成立“年畫系”1986年改為民間美術系。民間藝術系的課程基礎是民間采風，根據民間活動收集、挖掘、選擇、區分民間藝術。喬曉光的導師金志林曾主持參加延安民間剪紙的民間藝術調查，開始對中國原始文化的研究。延續著“去民間，學民間”中央美術學院入學期間，喬曉光參加了楊先生主持的傳統。 “黃河流域民間藝術田野考察”在項目的第八次和第十次調查中，我遇到了許多以陝西旬邑庫淑蘭為代表的優秀剪花女孩，並將其視為我的啟蒙老師。 “正是他們樸素人性的藝術創作影響了我的人生觀，使我走出狹隘的藝術本身，走向自然，走向民間”。
1990年，喬曉光畢業留校。雖然他在中央美術學院工作了30年，經歷了各系的專業改革，但他始終堅持以現場實踐為基礎的學科理念——20世紀90年代，喬曉光持續了11年“上山下鄉”，進行剪紙現場研究；自21世紀以來，中國剪紙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工作，開展中國少數民族剪紙藝術傳統調查研究，依托村社研究剪紙的種類、技能和傳承“活態文化”概念和研究思路；近年來，以絲綢之路為線索，研究了沿途剪紙的傳統文化形態和傳承。
在實地考察過程中，喬曉光接觸了許多剪紙明星，記錄和研究了傳承人的傳承背景。隨著這些研究的深入，“天才傳承者”喬曉光在民間藝術傳播中發現了生活和藝術“童子功”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剪花奶奶從小就開始剪葉子、剪布、剪紙和刺繡，這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就像旬邑流傳的民間歌曲：
一棵梨花靠粉牆，娘在繡房教賢能。
一學針線毛簾繡，二學剪縫衣服。
三學人來客去知豪禮，四學鸚哥把家產。
在北方農村傳統中，女性紅色民間藝術是單身女孩的必修課。在日常民間生活和農村社會生活的影響下，他們從小就受到家庭的培養，並跟隨女性長輩學習剪紙和刺繡。少數民族地區也是如此。黔東南苗族村的女孩們受到織布和蠟染文化傳統的影響，產生了對這個民族最原始的文化認同。
民間藝術對兒童而言是最“落地”的美育，《沿著河走》記錄了1994年甘肅環縣隴塬娃娃們鬧社火的場景。男娃娃和女娃娃彼此畫著臉譜，拿著蓮花燈，揮舞著紅綢緞，輪番上演著民間小戲，娃娃們在日積月累的民俗見證下成長。在鄉村生活習俗中，七八歲到十六七歲的少年正處於接受文化啟蒙和技藝實踐的最佳時期，充滿生機的自然、積蓄傳統的歷史還有豐富多彩的生活是兒童和少年最實用的教科書，非物質文化類知識技能和實踐作為生存行為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在不同地域、民族的田野調查中，喬曉光認識到地方社區生態環境和生活方式對兒童成長的重要性。從出生到成長，兒童的認識能力和知識構建受到周圍環境的直觀刺激，藝術的非邏輯思維是伴隨著整個人生的，不僅存在於兒童的語言和行為中，更隱含在日常生活的生存情感中。從審美心理的角度而言，兒童的鑑賞判斷與社區主觀普遍性的要求是密不可分的，文化情感影響了審美判斷，“兒童的審美想像是在兒童自身經驗的基礎上的直覺賦形”。
三、少年非遺：面對民族社區的民族美育
傳統農耕社會中，文化傳習從兒童就已開始；而在文化快速流變的互聯網時代，村莊的民俗生活逐漸淡化時，啟蒙教育成為傳統文化不可忽視的傳承方式。教育傳承涉及大學教育中的青年群體，也涉及中小學教育中的少年兒童。 f2013年，《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到“改進美育教學，提高學生審美和人文素養”，近年來國家也多次就美育工作發表指導意見。
結合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時代背景，喬曉光提出了“少年非遺”的社區文化傳承概念，倡導將非遺傳承和兒童美術教育進行有機結合，打破日常生活和學校知識在認知上的文化隔閡。在加入國家九年義務教育改革的專家團隊後，喬曉光介紹了少年非遺的觀念和經驗。少年非遺以藝術教育的文化啟蒙與傳承實踐為主要內容，探討的問題是“如何將非遺作為地域性文化與藝術資源，以適合的方式在少年階段開展認知實踐和啟蒙教育”g，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非遺傳承人，少年非遺對技藝的水平和練習的時間沒有嚴格的規定，其理念重在培養兒童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理解和興趣，播撒文化傳承的種子。在喬曉光的指導下，他的學生奔赴不同地區展開田野調查，從多個角度分析總結案例，為非遺介入兒童美育提供經驗方法。
1.農村學校藝術教育實驗縣個案
為促進教育均衡發展，讓廣大農村學生享受公平優質的藝術教育，教育部從2013年開始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26個縣（區、市、旗）組織開展“農村學校藝術教育實驗縣”h工作，將農村學校藝術教育與社區文化建設、優秀民間藝術相結合，促進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的傳承。
考慮到案例中不同民間藝術的特點和代表性，在諸多實驗縣中，喬曉光帶領學生選擇了以下兩個地區的個案進行深入研究。其一是陝西洋縣南街小學的“漢調桄桄”社團活動實踐，以杖頭木偶戲為主要學習內容，桄桄木偶專業性強，課程複雜，從製作到表演可分為泥塑、裱糊、繪畫、刺繡、製衣、唱腔、樂器和表演等學習流程，最終呈現需要學生之間高度配合；其二是廣東省連南瑤族自治縣民族小學的“瑤族刺繡”校本課程，瑤族刺繡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廣泛，學生略知一二，雖然複雜性不高，但深入程度不同，難度在於對刺繡紋樣內涵的理解和技藝的掌握。調研圍繞著地域文化、社區傳承、學校整體概況、藝術課程設置、教材編纂和學生反饋等方面展開，立體直觀地呈現了學校教育在地方非遺文化傳承中的角色和作用。兩個地區的藝術課程各有特色，都取得了明顯成效，學生在掌握基本技藝的基礎上形成有效的傳習週期；但也存在一定問題，例如共同面臨著非遺傳習可持續性問題，學生在小學畢業進入中學後，缺乏類似藝術課程的設置。
2.“蒲公英行動”
蒲公英行動少兒美術教育專項課題是國家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和中國美術家協會藝術委員會主辦的“成就未來——少兒課外美術教育工程”的一個組成部分，i2003年在湖南湘西啟動。課題組以教育學者、藝術家和民間美術學者等專家為組織者，以高校大學生志願者為中堅力量，針對偏遠少數民族及鄉村地區的教師展開培訓活動，探索民族民間少兒美術教育課程模式，在社區生活、民俗文化、村落信仰和兒童美育間搭建起文化啟蒙的橋樑。
2006年，喬曉光作為中國美協少兒藝委會的專家顧問，參與到黔東南基層教師培訓中，不僅親身參與民俗調研，還舉辦專題講座，就民間美術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提出專業指導意見，給地方教師答疑解惑。喬曉光一直關注民間美術和非遺的教育傳承問題，蒲公英行動項目主持人謝麗芳老師則關注用民間美術資源解決鄉村兒童藝術教育平等問題，兩人的思路不謀而合，時至今日，中央美術學院非遺中心已為蒲公英行動提供了十多年的學術支持。
在近年來，喬曉光指導碩博士參與到蒲公英行動具體項目實踐中，先後赴貴州和雲南零距離接觸教師培訓和學生教學，對蒲公英行動的發展目的和課程模式進行總結和反思，並將經驗方法歸納如下：第一，“就地取材，因材施教，文化先行”，美術課上“技藝”和“記憶”雙重學習。第二，直擊鄉村，探究性學習，在社區培訓中實地解決課程設計問題。第三，帶動多方面群體共同關注鄉村美術教育。 j在喬曉光看來，蒲公英行動的啟示在於“不僅要在民族地區、偏遠鄉村學校開展公平教育的補償與扶持，也要將教育與社區中的非遺傳統連接”，少年非遺的模式為鄉村美術教育提供了可持續發展的希望和動力，讓孩子們開始了解自己民族的藝術傳統，在中國鄉村大地播種了一片又一片活態文化傳承的種子。
3.海外非遺：用中國剪紙講世界故事
在國外舉辦剪紙展覽的近二十年來，喬曉光開拓了海外少兒中傳播非遺的方法和模式，通過剪紙互動實踐讓西方觀眾感受中國民間剪紙的文化思維。對於跨文化背景下的少兒剪紙傳習，喬曉光總結為以下經驗：首先，介紹剪紙的文化內涵和特徵，深入到文化的具體性和獨特性；教授基本的剪紙技法，如折剪、對稱紋樣、推剪等，喬曉光將中國傳統剪紙主題紋樣總結為“十樣法”，適合於海內外的傳習；最重要的是在兒童掌握技術後，用剪紙語言描述自己的生活故事，表達內心的真實。雖然參與剪紙的學生來自不同國家，但共同的藝術方法建立起他們心與手的聯繫。
2016年，喬曉光與挪威藝術家凱倫·碧特·維樂在英國澤西島舉辦“紙的對話”展覽，期間六百多名學生參觀了展覽，藝術家還去往全球第1000所孔子課堂——奧特利爾中學孔子課堂傳播剪紙文化。當地七名藝術家在接受培訓後，用新技能創造自己的剪紙藝術作品，在“剪紙新語（Paper Talks）”項目中展出，2017年10月七個藝術家前往澤西島22所中小學，讓島上居民接觸到古老的東方工藝，在切身體驗中喚起創作熱情，主動了解中國文化。
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兒童時期民間藝術的啟蒙和傳習對身心成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課程教育是非遺不可忽視的傳承方式，無論是教育體制內的探索，還是民間力量的推行，在各方努力下，少年非遺的傳承實踐把社區非遺文化與學校課程結合起來，不僅延伸了非遺傳承的可塑時期，也形成了良性互動式的教育生態，為兒童美術教育的民族化、民間化提供了有效參考，具有文化意義上的實效性。
四、成果與思考：更久遠的未來
基於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田野調查和少年非遺的實踐經驗，喬曉光在近年出版多個圖書為兒童美術教育和民間美術傳承提供參考借鑒。 2011年由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組織，喬曉光編寫了國內第一本高等師範院校的《中國民間美術》教材，集文化認知、田野調查與藝術實踐於一體的教學模式，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強調身心參與實踐；2017年，他和楊景芝教授共同主編了一套幼兒美術教育叢書《美的啟蒙》，以兒童的情感思維為教學起點，除了知識性講授，還囊括了故事、遊戲和天性隨心的動手嘗試，用美術形式表達3〜6歲幼兒所能理解的中華民族文化傳統；2018年，他承擔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非物質文化遺產培訓中心委託項目《實踐非遺教育的學科發展模式》課題成果《中國經驗：多元化的非遺傳承實踐》出版，以具體個案為例陳述了少年非遺的教學模式；2019年，喬曉光與宋修見教授關於中華美育的對談收錄於《中華美育精神訪談錄》一書中。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喬曉光不斷積累對兒童美術教育的認知學習，從瑪利婭·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到讓·皮亞傑，從維果茨基（Lev Vygotsky，1896—1934）到霍華德·加登納(Howard Gardner)，借用維果茨基對兒童思維的獨特理解思考“文明轉型期鄉村美術教育的時代意義”；在數十載的田野調查中，認識到中華民族美育的內涵不僅來自悠久的文化傳統，更源於活態的日常實踐，中華美育是生存的美學，民間藝術是“最典型、最活生生、最實在、最有人氣的美育”，民族社區是天然的藝術教育博物館。
兒童美術教育的探索雖然略有成效，但依然是道阻且長。喬曉光還記得2007年參加第二屆全國中小學生藝術展演活動的場景。當時兒童美術創作受到學院派知識結構的影響，以傳統的“國油版雕”為主要內容，在李綿路、何韻蘭等先生的支持下，剪紙等形式才進入評選範疇。針對兒童美術教育現狀，喬曉光提出了兩個問題：其一，兒童非邏輯思維特點，“語言和動作，手勢和思維是直接聯繫的”，兒童以藝術的方式通過塗鴉和手工成長，成年後，藝術的思維方式則隱含在生存情感中，如上文所述，藝術的非邏輯思維伴隨整個人生，是民間藝術、原始藝術和兒童藝術的共同特徵；其二是兒童美術教育的倫理問題，過度教育和實踐、追求功利化是兒童美術教育中不可輕視的現象，藝術和美術教育具有差異性，要在尊重兒童天性和情感的前提下解放兒童個性，探索不同地域美術教育方法的特殊性和可操作性，建立積極的教育倫理價值觀。
作為喬曉光的學生，筆者曾有幸參與2017年第二屆蒲公英行動雲南營區活動，見證了景洪市勐龍鎮中心小學非遺文化園的成立。學校搭建了一座兩層樓的傣族民居，一層是非遺手工坊，用於傣族織錦、手工造紙和慢輪製陶教學，二層是陳列室，用於展示少數民族生產生活用品，非遺園生動地體現了社區傳承和校園教學相結合的民族美育觀，是“一校一坊”的典型個案，中心小學在2018年選入第二批全國中小學中華優秀文化藝術傳承學校。作為邊境地區的多民族學校，中心小學建立非遺園不僅關係到本民族文化傳承實踐，對東南亞地區一些跨境民族的社區教育同樣具有參考價值，體現了少年非遺教育觀念所蘊含的多元而深遠的社會意義——是兒童美術教育的有益補充，是多民族藝術傳統的承繼，更是喚起對日常生活的自覺，讓非遺的活態傳承更具有參與性和現實性，這關係著一個民族文化更久遠的未來。
回憶起教學的場景，孩子們的歡笑依然歷歷在目。對於學生，他們覺得剪出、畫出自己的民族故事很有趣，這是一個充滿了美好和希望的開始，連接起了學校藝術認知和社區文化傳承，正如喬老師所說，“邊境民族社區與村寨裡的學校是孩子們學習成長的地方，學校的學習也聯繫著村寨裡的民族生活”。